建构书法的“高古美学”

——访滕西奇先生并读《两汉名碑注译》札记与滕西奇先生相识已近三十年了。最早从鉴赏他的隶书创作,浏览他的隶书作品开始,厥后我有幸拜读他出书的书法专著,逐渐体会到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年届八旬的耄耋老人,却除了外出,险些天天都到位于济南大学东校区图书馆三楼的事情室举行书法创作。我喜欢到先生的事情室里跟他谈天。

在谈天和拜读中,对他的书法和书学有了一些认知和感想。2020年7月20日,我又在济巨细区邂逅滕西奇先生,约定下午到图书馆他的事情室晤面谈天。他去年此时送我一本《两汉名碑注译》。

正好我接受了中华书局的一个任务,就联合研究刘熙载《艺概·书概》,参读滕先生的这本书。一年下来,自觉有了一点心得,记下来与同好交流并请教。到了他的事情室,滕先生正在为友人茶艺馆书写完隶书大字“茶”“道”各一幅,并琢磨着在条幅的下方写上几句小字,以完成这两幅作品。

在“茶”字下面写下的是“观山观水观世界,品茶品酒品人生。茶可养神明目,玄心独悟。”“道”字下面写下的是“道可道,很是道。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品茶论道,澄怀净目,人生一大乐事也。”寥寥数语,可谓信手拈来,就把“茶道”寓意简约精当地表达出来了。

那么,滕先生这种书、撰两种功底从何而来?在《今日鉴藏》之《炳烛师汉·滕西奇先生八秩书法》中,有如下的先容:出生于1939年的滕先生,系山东莱州人,早年结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济南大学教授,被二十多所高校、书画院聘为兼职教授、艺术照料。出书的书法著作有《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中国书法史简编》《怎样学习隶书》等十余部,其中《张迁碑写法与注译》《曹全碑写法与注译》《乙瑛碑写法与注译》《史晨碑写法与注译》《石门颂写法与注译》《礼器碑写法与注译》汉碑系列著作,以及新作《两汉名碑注译》,被誉为今世研究汉碑的重要结果。

山东书协常务副会长孟鸿声歌颂滕先生“作为学者型书家”,其系列汉碑研究著作“填补了汉碑学多年来的一些空缺”。滕西奇教授自幼习颜,书涉篆、隶、行、草,尤淫汉隶。

所创隶书,以汉碑为体,融以简书与章草笔意,巧用渴笔,笔力生辣灵动,结体别致,内在富厚。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赞曰:滕西奇先生的隶书,多用汉人笔法,大气昂然,将传统隶书写出新意,在今世隶书中极为少见,成为今世写隶书的佼佼者。他创作的隶书作品,享誉齐鲁及海内外,作品被多地刻成碑刻珍藏陈列,有的作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世界各国的贵宾们。

创作与研究之于滕先生可谓相得益彰。隶书创作中的甘苦体验、推测、感悟,在其书学研究中获得了理论的升华;反过来,书学研究又夯实和提升了他的书法创作。

在滕先生的书学著作中,我读出了书法史上壮观的景致,这就是隶书的降生和生长。这里涉及“八分”。

滕先生笑说:“就是写百万字的书,也说不明确哪是八,哪是二?”大致说来有两种说法。其一,蔡邕之女蔡文姬认为,八分脱胎于篆,八分像篆,二分似有新面目,故曰“八分”。

这是由篆向隶的转变。其二,厥后有人认为,二分像篆,八分不像篆。

这就进入了隶书成熟期。成熟时期的隶书,形体上左舒右展,横向取势,成八字漫衍,故曰“八分”。隶书的泛起,概由于秦代官狱文书事情量大增,以篆书为主体的书写必须要改变。

隶书之“隶”和“八分”类似,其理由众说纷纭。关于隶书的形成,围绕着“隶”字,滕先生归纳为四点:一是徒隶缔造说。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说:“隶书者,始皇使下邽人程邈所造也。

”相传程邈在云阳牢狱将篆书加以整理简化,作隶字三千。因程邈曾是犯罪的徒隶,这种字便称作隶书。二是施之徒隶说。

初期的隶书系俗体字,不能登风雅之堂,因书写速度快,便用于官狱文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三是徒隶使用说。

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赵孟頫说得更直接:“贱者所用。

”此处“隶人”系指下级狱吏。四是隶属篆书说。《说文》对“隶”的解释是“附着”。初期的隶书脱胎于篆书不久,保留着许多篆书笔意,仍然隶属于篆书,故有此说。

郑训佐先生在《两汉名碑注译》序中说:“所谓‘隶变’之说,虽然转达出了学者和书家在接受历程中的发现,但也意味深长地表示了工具的难以掌握。因此,在整体上对汉碑举行审视便具有了学术上的挑战性,而西奇先生的这部《两汉名碑注译》即是在《汉碑自学丛书》的基础上,积数十年之功力,经心撰构的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而这种“挑战性”除了郑训佐所指出的各个特点,我以为是滕西奇提出了书法的“高古美学”。

滕先生认为,书法讲求高古,楷中有隶,格调高古;隶中有楷,等而下之。魏晋隶书为何不如汉碑高古?中间一千余年,隶书一直不温不火,直到了清代,才泛起了第二岑岭,中间的唐比魏晋要好些,宋元明没有写隶书的妙手,为何?格调不高古而已,因为有楷书的身分渗入其中。这里就涉及到为何清代突然成为另一个岑岭的问题。

滕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大搞文字狱,给文人只留下故纸堆去研究。清人学篆、隶,就接触了秦汉,像邓石如、何绍基、金农、伊秉绶等。”真是“为文畏避文字狱”,直接秦汉篆与隶。他认为:“清人隶书既继续了秦汉隶书高古灵动、博大精湛之风,又各自形成了奇特的气势派头。

”正可谓清人书隶,各有千秋:金农有一种汉简的气息在其中,尚有漆书身分,可谓“引简入隶”。伊秉绶是“引颜入隶”,邓石如是“引篆入隶”,郑簠是“引行入隶”,何绍基是“行草入隶”、赵之谦则以“魏碑入隶”……这是书法理论家的见识,隶书家的辨析,更属于历史家和思想家才有的眼光。

所以,隶书不光在汉字绵延生长上,而且在书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众多书体中,滕先生独选隶书作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就是很是独到、高明的艺术选择了。

谈及为何著述《两汉名碑注译》时,滕先生笑曰:“初衷就是把以前写过的工具举行一下综合。此前我已经完成了《隶书写法与汉碑注译》《怎样学习隶书》《张迁碑写法与注译》《乙瑛碑写法与注译》等十余部书学著作。汉隶博大精湛,但有些字形难以识别,有些字意深邃难读,今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容易看懂,更遑论研习了。

除了我在书中选择的31个汉碑,其实另有许多,而且一碑一体,内容规模很广泛。我这本《两汉名碑注译》固然归纳综合不了汉碑全貌,但可加深加宽对汉碑的明白。

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书法艺术价值,可以摹写的,大致都在这些篇目中了。可以为读者在文字和书法上提供学习的利便,引导大家深入到隶书经典中。一书在手,阅读汉碑,变难为易。

”滕先生认真地指出,自己正是在编写、撰述这类书学著作中很显着地提高了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否则就是写字匠。如果说《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怎样学习隶书》等小册子为文革后荒芜的隶书研究领域提供了资料,填补了书学研究的空缺,那么,《两汉名碑注译》则把汉碑和隶书研究推向了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学术高地。

纵观书法史,特别是书法美学史,滕西奇先生把书法中自魏晋以来一直被抑制和边缘化的隶书的审美规则加以归纳综合,鲜明地提出并提倡书法的“高古美学”原则。这是今世书学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和理论。

高古,亦可称之为古雅,与此同时,滕先生又喜欢用“古拙”,古雅与古拙,两者是差别的审美倾向,可是用“高古”一词就可以统而摄之了。在每一刻石的研究中,滕先生先是概述此碑刻,接着缮写碑文,再加以注释,最后是译文;四个环节精密相扣,组成了这本《两汉名碑注译》的著述结构和特色。

如在研究《莱子侯刻石》当中,滕先生在概述中引述清人方朔、杨守敬和今人郭沫若的三种评论:“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从篆到隶过渡的里程碑。

”和前文首篇《五凤刻石》的研究中引清人翁方纲、方朔“浑沦朴古”“混成高古”的评语,清人王澍称《乙瑛碑》雄古、遒古,明人赵崡称颂《曹全碑》遒古,明王世贞称《张迁碑》为“典雅饶古趣”等,一起组成了作者提出“苍简古拙”“遒美古媚”的隶书“高古美学”思想的端由。以“高古”来从整体上归纳综合隶书的书学或审美气势派头,是滕西奇先生的一种别具慧眼的理论发现或缔造。无论古拙、简古抑或高古,都带有富厚的意蕴。如他评论《三老讳字忌日记》为“用笔淳拙,流露出早期隶书由篆入隶率真天然的古拙之趣”,确系真知灼见。

高古不是平板,不是庸俗,不是僵化。在滕先生的笔下,高古往往跟雄强、雄浑、朴茂、简拙,以致和静穆、飘逸、轻灵、秀雅等联合起来。如在评价《乙瑛碑》时,滕先生又引用孙承泽的话“高古飘逸”来增强该碑的审盛情蕴,同时,指出其存在的缺憾在于“波脚、捺脚蜷缩,其平板也多由此出”,高古并不排挤潇洒飘逸。在分析《礼器碑》时,他从用笔、结体、章法三个层面临此举行了深入的分析,强调了汉隶书法美学的高古思想。

从用笔上看,周遭兼备,法度严谨;从结体上看,方整宽博,骨架刚健;从章法上看,疏密恰当,开合有度。基于此,该碑又不乏灵活和灵动。由是,滕先生赞曰:“拜观此碑,只以为高古端严之气扑面而来。”实际上,此碑和其他汉碑已经确立了中国汉字书法的基本原则。

和中国其他艺术类型如绘画、音乐、戏曲、舞蹈、镌刻等差别,书法是以“法”来构词,书写到达艺术的田地,要依“法”。因此,法度简直立和富厚生长才是书法的本体意义之所在。在切合法度的前提下,书法创作自然需要创新,但实际上不能天马行空,总是要持守法度基础上的创作。这是书法差别于其他艺术的奇特之处,也是书法傲然挺立于艺术之林的基础,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哲学精神的最佳载体的原因所在。

汉字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正是在汉隶、汉碑的基础上生长富厚起来的。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第四章“楚汉浪漫主义”之第三节中,专门提出了“气势与古拙”的主旨。滕西奇先生所总结和分析的汉隶、汉碑之书法“高古美学”,正是对李泽厚这一美学思想在书法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论思考的结晶。

面临这笔丰盛的书法遗产和高古书法美学,简朴粗暴或不求甚解都要不得。滕先生认为,在学习时要注意因情制宜,如他论及学习《石门颂》,由于它是摩崖刻石,山崖石壁凸凹不平,给书写者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其笔画纠曲变形是石壁崎岖不平和恒久风蚀造成的,不是书写者有意为之,临写时不要刻意模拟,滥用颤笔,而误陷俗格。

”对于学习《曹全碑》者,尤其是学了颜体后,再习此碑,应恪守竖画一定要轻灵的要求。这些都是滕先生经由了半个多世纪书法实践和书法创作甘苦体验之后的老练的履历之论。滕西奇先生常跟我讲,“吾之为,乃雕虫小技。”其实,他的书法作品大气磅礴,浑朴沉雄,雄浑中有灵动,敦朴中含俏劲,高古而洒脱,极具民族书法之精髓与自己的个性,可谓中华民族迈向新世纪书法艺术之时代精神的象征,亦是他关于书法特别是隶书的高古美学的详细体现。

而他的《两汉名碑注译》等著述,不光因其具有重要的书法创作实践方面的指导性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和提倡的关于书法的高古美学思想,对于纠正书法创作和书学研究领域的乱象,促进今世书法创作实践沿着扎实、稳健的创新之路前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王洪岳)滕西奇教授,1939年11月出生,山东省莱州市人。

结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于济南大学。曾任济南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系济南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今日鉴藏美术馆艺术照料。被二十多所高校、书画院聘为兼职教授、艺术照料。从事高校中文和书法教学,主编和参编了《新编写作学》等九部中文著作;书法方面有《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中国书法史简编》《怎样学习隶书》等九部专著,其中《张迁碑写法与注译》《曹全碑写法与注译》《乙瑛碑写法与注译》《史晨碑写法与注译》《石门颂写法与注译》《礼器碑写法与注译》汉碑系列著作,以及新作《两汉名碑注译》,被誉为今世研究汉碑的重要结果。

论文《从求新中求教学质量》获优秀教学结果省级三等奖。滕西奇教授自幼习颜,书涉篆、隶、行、草,尤淫汉隶。

所书隶书,以汉碑为体,融以简书与章草笔意,巧用渴笔,笔力生辣灵动,结体别致,内在富厚,全国政协谷牧副主席有“结体美,有功力”的评赞。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认为:滕西奇先生的隶书,多用汉人笔法,大气昂然,将传统隶书写出新意,在今世隶书中极为少见,成为今世写隶书的佼佼者。著名画家孙其峰教授说:西奇同志擅书论,尤善书隶,书法老练严谨,其书出自汉人而能独具手眼,发运心源,师昔人而不为所囿,自具格调,难能难得。

书法作品多次到场海内外重大展出,三次获金奖。隶书《望岳》被全国人大征集,陈列在全国人大办公楼内。为济南千佛山公园题写的巨匾“观音园”、为济南名泉题写的“一虎泉”、为小清河胜景题写的“古仓漾玉”,于泰山药王庙题写的横匾“溥佑苍生”和对联“造物犹资五色石,回生独普四时春”,饮誉齐鲁。其作品还被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礼赠团结国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域。

滕西奇教授被中国文联等单元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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